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     

《摆脱贫困》中蕴含的精准扶贫理念——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在福建孕育及实践

习近平扶贫理念随着时代发展而完善,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扶贫”再到“精准脱贫”,其理念一脉相承,其思想内涵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深化,形成了从理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知行合一”理论实践体系。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进行了“摆脱贫困”理论及实践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扶贫脱贫观点,如“扶贫先扶志、念好山海经、科技兴农、建设农村党组织、四下基层、滴水穿石”等,明确了“扶持谁一谁来扶一怎么扶”的扶贫脱贫思路,在精神扶贫、扶贫策略、扶贫路径、扶贫组织保障、多元扶贫力量、脱贫内生动力、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蕴含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     

农户林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粤、浙、皖3省的农户调查

森林资源丰富与贫困聚集并存,且"均山"改革下的林地细碎化又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而通过林地流转实现贫困缓解却存在树种依赖。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监测数据,在分树种测算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将林地流转引发的效率变化对农户经营收入影响产生的绝对减贫效应和相对减贫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林地生产效率较低且不同农户间的效率差异明显;经营杉木与松木的农户通过林地流转能够实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缓解,但对经营果树而言,生产效率更高的农户从林地流转中获益更多,形成相对剥夺,农户间相对贫困加剧;毛竹经营不存在规模依赖,林地流转也不存在减贫效应。林地流转的政策鼓励需要考虑利益导向,同时关注村庄内部的不平等。     

国有林场贫困测定与差异性研究

基于2008—2017年国家林业局对中国28个省(市、区)国有林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等价性检验的方法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可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层面上对国有林场的贫困测度和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贫困林场不一定位于贫困县,并且与国有非贫困林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国有贫困林场区域异质性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有贫困林场在森林资源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因此,提出了相关林业部门应该鼓励国有贫困林场发展特色林产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改善职工生计条件;加强资金管理意识等政策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消费扶贫的商业模式创新机理

消费扶贫通过消费需求拉动贫困户的劳动供给,实现扶志、扶智和扶贫的多重效果,具有可持续的长期效应。如何构建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是消费扶贫成功的关键。本文基于全国比较典型的13个消费扶贫项目的一手和二手数据资料,从消费者和贫困户两类主体解析“消费扶贫”商业模式,运用NVivo软件进行三阶段质性编码构建模型,根据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模型解释了道德型消费力对该类商业模式的内生性驱动作用,以及模式所产生的多态价值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式的激活驱动机理、创新过程以及创新价值输出进行了探究。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